科技进步与体制创新

科技进步，历来是人类发展进程的主要标志。无论是机械化、电子化，都曾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。今天，我们即将面临以新知识、新技术为支点的新经济时代，这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崭新的变化。不过，这个新经济时代，同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科技进步相比，有它全然不同的特点：第一，更新速度非常之快。它不是以一个世纪或几十年的时间周期论，甚至不是以年的更新速度来论，而是真正达到了“日新月异”的程度。第二，正因更新速度极快，也就没有过去在机械、电子时代那种让落后者、跟进者慢慢赶上来的时间。即使原来的领先者，如缺少不断创新，也有可能一夜之间沦为落伍者。第三，新经济时代最大的新异之处，不仅在于周期和跟进进程大不相同，更在于它已把知识和创新直接作为经营对象和管理对象，从而使知识和创新的活性载体——人及人才——成为企业、经济和社会的真正“主宰”。因此，这就要求我们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，把发展、创新落实到实处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，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亟待解决。

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实际上也是推动、实现科技进步的基础。讲科技进步，当然主要靠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。尽管从“国内劳动力市场上”合格的工程师和信息技术人才这两项指标来看，我们的位次比较靠后，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基础力量就多么弱。应该说，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已有的科技力量如何真正发挥作用。

一般说来，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应用转化为现实物质财富，其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发挥其基础作用；企业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者，是现实生产力的主要载体。生产实践归根结底是科技进步的动因。任何科技成果如果最终与物质世界的丰富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无关，那是没有意义的；反之，任何科技成果的物质变换都与最终需求有关；在科技成果转化中，企业的动力如何是个关键性因素（包括科技单位自创企业）。再者，再好的科技成果只有经过转化才能变为现实生产力和财富，而这种转化，主要靠经营力的开发。比尔·盖茨的发迹，不是仅仅因为他拥有IT技术，而在于他把这种IT技术转化为市场需求的软件产品，即在于他个人和企业的经营力开发。无论一个国家、一个企业，乃至一个人，经营力开发程度，是能否获得业绩和发展实力的杠杆。所以，从大体制上看，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在于它能否运用最新科技成果；科技单位、人员的活力和动力在于他的成果能否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同时，获得自己的价值和推动力。企业活了，基础作用好了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才有了着落。

要实现科技进步和各方面的创新，不仅需要有强烈的愿望、有实际能力，更重要的要有持久的动力。目前，很多国有企业之所以新技术、新产品开发不足，原因很多，比如缺乏信息、缺乏人才和技术储备，缺乏研发机制和长远视点等，但最重要的是两条：缺财力、无动力。据洛桑《报告》，我国整体的研发经费在GDP总额中比例极低，1999年只有0．7％，而发达国家是2％—3％，印度和巴西也有0．9％—1％。另外企业的研发投入只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额的45％左右，其他国家大约占40％—80％。事实上有不少企业动力几乎阙如，因为维持尚难，何谈研发？！

企业不重视研发，最终根源还在于缺乏动力，既无产权动力（资本动力、激励动力），也少事业动力。有的改制企业或民营企业，虽则有了产权动力，但这种动力也仅限于主要经营者，并未转化为骨干成员乃至全体成员的巨大动力。主要原因在于尚未把创新作为管理目标和对象，也未把分配、激励机制同企业和员工的创新业绩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即使有对创新的奖掖，也只限于得奖、专利项目，或者只限于硬件，而没有借此形成激励创新的环境和氛围。不把创新动力极大地膨化，要想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刺激员工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性潜力，是不可能的。

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，需要机制。对于大的实现机制而言，需要经过两个重要环节：一是科研机构的创新成果如何顺畅地进入企业；一是企业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、创造高效产品。目前，就科研机构如何紧密地同企业结合来看，存在着两大倾向，尚待扭转：一个是断裂倾向（即“两张皮”）。科研机构基本处于封闭状态，而且由于种种原因，宁肯自行创收、自行应用，大大影响了创新成果的应用速度和推广规模。据有关部门统计，我国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研制比例仅占12．4％，而“委托研制”则更低，只有3．9％。这种水平，很难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。另一个是短期行为倾向。虽然我国科研机构已有75％的力量投入经济主要领域，但是，由于急于自办企业，分散精力，大大影响了科技研发的专业化水平、开发效率以及研发后劲。盲目提倡自办企业的风气，甚至已蔓延到高校，对科技教育、人才成长和国家的长期性人才储备，将产生不易察觉却又是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。就企业自身的实现机制而言，企业经营人员的行政任命、频繁变动、动力与激励的缺失以及企业人才的流失等，都同科技创新成果实现所要求的艰苦性、坚韧性和长期性相悖，又加上财力不足，宏观支持力度较小，就使得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缺乏。

此外，科技创新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、由积累到发散的客观过程。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点点滴滴的创新，而是到一定阶段的革命性变化。尽管创新不是一味要求“前所未有”，而是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又与本国实际结合的适用技术，但也要求急起直追，迎头赶上，而不能永远跟进，不求前沿。这两种情形，都要求把创新的“裂变效应”放在视界之内。

“以人为本”的发展观、管理观，是个很重要的课题。它不仅涉及到时代特点、人性演化、基本范畴和本质要求，而且关系到产权制度、企业机制以及知识管理、创造性管理、人性化管理等问题。

首先，尊重人的创造性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，是个从宏观到微观都极为重要的大事情。其重要性已毋庸多说，值得强调的是这同现实中存在的许多传统习气有着根本冲突。比如对人的尊严的漠视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漠视，以及简单地“命令主义”、“老板”心态等，都是观念领域亟待更新的。所有这些，如果只有认识上的提高肯定不够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性设计，予以更新、保障，才能形成社会氛围。

其次，要把知识和创新作为各种机构（包括政府机构）特别是企业真正的管理目标和管理对象。虽然我们党一直主张尊重首创，但现实中仍然流行的是因循惯例、机械服从、被动应付，越能干越创新反而招来是非。这种风气将大大窒息创新精神。当然，把创新纳入管理，更需要一系列环节和制度，从创新评价、成效、激励、传播、选拔、社会奖励直到社会支持、道德舆论，各方面、各环节，均应有所行动，才能奏效。